苗   圩

我是合肥八中1974年毕业生，今年已过知天命之年。五十年转瞬即逝，回首往事，感慨颇多，但从1969年到1974年在八中度过的5年，却是难忘的5年。在那里我学到了知识，更重要的是学会了怎样做人。忙里偷闲，把一些片段记录下来，也算对母校50周年校庆献上一片学子之心。

入    学

我们是在“文革”的混乱中上了七年小学（实际上文革开始后不久学校就不能正常上课了，当时不谙时事，感觉不要上课整日疯玩真好），懵懵懂懂地进入了八中。记得当时学校满目疮痍，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学生实在难以招架，好在那时没有现在的升学压力，除了老师们着急外，我们反到没什么。为了体现革命化，合肥市的学校都实行了工厂挂钩，八中改名为合肥铸锻厂遵义中学。学校按部队编制，小组为班，班为排，几个班组成连，按顺序我们这一届编成三个连，即七、八、九连。我所在的连是九连三排，连长是万国君老师。新生入学开大会，全是在大操场上，学生代表王健发言，当时他操着合肥腔的普通话（我们叫撇汤）说“七连八连九连全体学员”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当面或背地里时不时模仿他的这句话，后来虽然他转学了，可我至今还记着他。

当时受条件限制，上课没有固定的教室，一度甚至连课桌椅都没有，我记得曾有坐在一根大树（做屋梁用）上上课，当时响应毛主席号召，学工、学农、学军，学习反倒排在次要位置。学工是到铸锻厂，一去就是半个月，我们跟着工人师傅一起做砂模、我学会推独轮车运砂，也学会使用捣固机，当时想将来能当个铸造工人该是多好。学农是到西郊的种猪厂劳动，大家打上背包，一去也是半个月，当时虽然很苦，但是没有一个同学叫苦叫累。为了主动锻炼自己，我们甚至在暑假放弃休息，一些同学相约再去猪厂劳动。晚上太热，大礼堂地上铺上稻草，大家一个挨一个并排睡在地上。有个同学会讲故事，黑着灯讲一只绣花鞋，当把大家引入情节后，不知是谁怪叫一声，我被吓得半死，第二天还是想接着听。

1969年10月，中苏交恶，形势紧张，好象战争就要打起来的感觉。林彪下达战备命令，连我们学校也接到战备疏散的命令，要打上背包，徒步走到肥东县撮镇，在撮镇中学备战。一下子来了几百学生，各方面都准备不足，男同学睡在四处透风的大礼堂，没有床就睡地下。十月中下旬天气已经很凉了，课也不能正常上了，十四五岁的孩子聚在一起整日无所事事，大家都很想家。男孩子还装模作样，女生真有哭鼻子的，天寒地冻，买不到那么多青菜，肉就更不敢奢望了，萝卜、马铃薯都是好东西。我记得炒菜都是用铁锹当锅铲，最常吃的就是腌小菜，油水少，消化快，每天总感到饿。学校附近有一个小卖店，几天才上一次货，当时最好吃的是麻饼，可怜的几桶麻饼只要一到就被一抢而光。以至于我们每天在打探何时来货如何买到麻饼上面颇费心计。学校周围都是农田，老百姓种的山芋（红薯），抵不住诱惑，有的同学就偷偷地挖地里的山芋充饥，有个同学偷挖时被发现了，把山芋用铁丝穿着挂在脖子上游校。一方面羞辱他，另一方面警告大家。呜呼，不知四十多年后他会作何感想？

有一天晚上，不知是谁从什么地方打听到当晚要紧急集合，一传十，十传百，说完后还不忘加一句千万别告诉别人的话。晚上，大家都睡不着了，从躺在被子里窃窃私语，到有人坐起来，大家互相壮胆，胆子大的开始打背包了。这时，可说是蜂拥而动，所有的人全都不睡了，全把背包打起来了，大家自动兵分两路，把背包码成工事掩体，礼堂里正好有一堆萝卜，双方拿萝卜当手榴弹，人躲在背包后面，用萝卜开战，礼堂上空飞着萝卜，有人“中弹”了，但没有人下“火线”。不知是谁报告了校方，工宣队拿着木棒来了（当时都是用木棒显示身份，没有看到工宣队用木棒打人），大家立刻停火，工宣队命令大家解开背包睡觉，我们乖乖地睡下，再没人敢造次。现在每每想起，还心中好笑，这就是当时的我们。

老    师

那时八中的老师对我们日后的影响是很大的。数学老师薛海泉，那时他还是单身一人，我们几个要好的同学——常立钊、吴建国、张毅等是他在操场边一间宿舍的常客。他除了给我们课外补了许多课本上不讲的内容外，还推荐“文革”前的一些书给我们。数列和极限、数学归纳法都是这么学的。让我们终身收益的是自学能力，这一点在日后学习和工作中受益匪浅，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尽管看不到再有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