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 事 回 忆

萧枫（原名：丁柳丹）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医学博士）

    喜闻我的母校—合肥市第八中学迎来了她50周岁华诞。我非常荣幸地收到合肥八中邀请我返校参加50周年校庆。遗憾的是，目前我人处海外，不能回国亲身参与这一庆典，谨作下述文字以为纪念。

    此时此刻众多老师的音容笑貌突然浮现在我眼前：

语文老师刘乃明先生的潇洒；

语文老师庞培恩先生的儒雅；

数学老师朱丹英女士的慈爱;

数学老师周荣鑫先生的严谨；

数学老师苏淳先生的睿智；

美术老师张道立先生的倜傥……

    我应对亲爱的校友们说些什么呢？我想最好的方式是与大家共同分享我的学校经历。为学校如何从名不见经传的初级中学发展成为声誉卓著的完全中学提供一些线索。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之前，合肥八中是所不完全中学，仅设初中部，且规模不大，鲜为人知。“合肥八中” 被用当地土语戏称为“合肥不中”。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好”中学，如合肥一中，合肥二中等，不得已下迁往农村（我的记忆不太确切，但至少搬到了城外）。合肥八中却逃过了此劫。上天有眼。在某种意义上，她却在十年动乱中因祸得福。她从合肥和北京的中学吸引了一些优秀教师。由于中国科技大学从北京迁至合肥，甚至有些大学教师也加盟我校。

    我入学时，学校仅仅成立15年，刚成为一所完全中学。我在合肥八中接受初等教育的期间，正是我们国家处于一个荒谬年代。当时，物资短缺，政治运动不断，折磨着人们的灵魂并威胁到每一个人。一系列的政治闹剧在我们国家里不断上演。白卷英雄张铁生，对老师寄出公开信的小学生黄帅，被当作了英雄。马振扶事件中那个女孩所说的“不学ABC，照样干革命。”在全国广为传播。外国语言课程在许多中学被纷纷砍掉。在我们的合肥八中，英语也不再是必修课程，变成了选修科目。

    我对我们合肥八中的老师们印象深刻。在那个荒谬的年代，他们并没有失去基本的社会良知。我依然记得，刘乃明先生，周荣鑫先生，和其他的一些老师，在教研室讨论教学时，表达对下一代人可能成为文盲，为我们民族的前途充满了忧虑。他们相信，我们的国家终将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愚民政策”最终将被终结！我记得，我的英文老师凌慎先生，依然执着于他的英文教学工作。

     八中的绝大多数的教师具有高等学历，这在当时并不多见。我为此欣喜。在我的授课老师中似乎只有数学老师周荣鑫先生因家贫失去了接受过大学教育机会。而我对他却多一份敬重。他通过自学修完了全部的大学数学课程。请记住当时我们所处的年代。在那个荒谬的时候，有谁还会在乎学历？！

     如我在前文所述，当时一切物资短缺。我们除了课本，别无读物。刘乃明先生曾借我一本禁书：手抄本的《一双绣花鞋》。还书时，我打趣地质问他道：作为班主任，你怎么能借给学生这禁书手抄本呢？他微笑不语。作为语文老师，他清楚，他的学生需要广泛的阅读来提高他们母语的语言技巧。 其时，他不仅是一名班主任，也是我的语文老师。他是一身兼两职。

     数学老师朱丹英女士也在我初一时兼任过班主任。她得知我毕业于合肥师范附小并为该校校长, 著名儿童教育家胡珊女士的学子后, 视我为小师妹, 因她本人也曾是胡珊校长的得意高徒。年幼的我真是受宠若惊，一下子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

     万学兰先生是植物学老师。这门课程当时被叫作“农业基础知识”。他为我们撰写过教学补充材料。课堂上，他曾提到遗传学上的摩尔根和米丘林的两种学说。摩尔根的基因说认为生物性状依赖于基因（内部因素），而米丘林的营养说则认为是营养（外部因素）。尽管基因说现已求证为真，万先生的授课给了我最为深刻的印象。这是我第一次明白，书上所写并非全对。有时 (现在则是经常)，对同一议题，往往会有不用的意见。课本所述的东西同样会改变。我非常感激万先生所传授的这些。我相信，即便是现在，尽管已经过去了30年，中国教育依然需要增加比较和批判的内容。

     不幸的是，并非所有学生的想法相同。万先生被他“野心勃勃”的学生贴上了大字报作为“报答”。大字报中，“摩尔根”和“米丘林”的外国名字是如此的醒目。在旁边并附有批语：“看！这符合我们社会主义农业基础课的内容吗？”等等。当时，从国外，尤其是西方国家，传来的任何东西都极为敏感。摩尔根，美国科学家，被当作了美帝国主义的代表。米丘林，前苏联科学家，被视为苏联修正主义的化身。大字报提及的这两个人，尽管他们本身意见不一，却在大字报中起到相同作用，成了两把利剑对准了万先生。我为万先生会因这张大字报而惹上麻烦而耽忧。这种情况似乎并未出现。作为初中学生，我对其中细节知之不详。若万先生无恙，我则非常感谢学校的领导。

     在此，我愿意谈谈当时学校的诸位领导。校长汪先生，时称学校革命委员会主任，必定是一位头脑开明且心胸开阔的人。我对他知之甚少。我仅是个学生，没有机会接触学校的校高层领导。我能回忆起学校的部分中层领导，如政治工作组组长童明英女士。请不要被反映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电影或戏剧中脸谱化的角色所误导。在我看来，童女士为人和善，而又稳重可靠。我从未听到从她嘴里迸出过任何高调的政治语言。她关心我们学校的教学质量。这在当时，能有这种政治领导人，真的是凤毛麟角、弥足珍贵。相反，有的政治教师却是满口的政治语言词藻。这部分可以被原谅，因为他们或许别无选择。但有的人却用政治词藻恐吓中学生孩子，令人反感。

     教务主任徐畅愉女士，时称学校教育革命组组长，实际上在维护我们学校正常教学秩序方面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她招兵买马, 大力争取从其他地方吸引来优秀教师。没有她的努力，我们学校强大的师资团队就难以建立。以至于后来，学校获得了“八中靠教师”的美名。教育革命组的徐女士和李女士，作为学校课程的设置人，为了我们学生而竭尽全力。我们应该体会她们当时为此所受的压力。

    教育革命组的老师们，为执行毛主席“教育革命”的指示，组织了一些活动。例如，有个学期我们开设了晚自习。有些学习成绩优秀的同学被抽选为“助教” (当时可是没有这个词的，我是按照今天的说法来讲的。) 。这些学生站在教室的讲台上，与同学们分享他们的学习心得并帮助他们。这当时叫做“兵教兵”或者“学生教学生”，以别于通常的“老师教学生”。我因学业优秀，有幸被选为“助教”之一。

    教育革命的另一范例是我们成立了各种课外兴趣小组：

语文组由庞培恩先生负责。他毕业于复旦大学。

数学组由苏淳先生负责。他曾是中国科技大学担任数学教师工作，并在毛泽东逝世、中国教育恢复正常后，返回科大。

物理组由朱庆彤先生和桂先珍先生负责。朱先生后来回到上海。桂先生原是合肥工业大学教师，后来重返该校。

化学组由陈女士和彭道荣先生负责。陈女士后来回去了合肥工业大学。

英语组由凌慎先生负责。

艺术组, 体操队, 篮球队…...

    这些小组活动持续时间不长，我从中所学也不算多，但这至少能让我回想小组的存在和老师的姓名。由于兴趣广泛，我参加了好几个小组的活动。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学校。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后，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我们合肥八中的潜力展现了出来。她为希望进入大学的莘莘学子开设了复习辅导班，出版了合肥地区的第一本数学复习书。之后传来了捷报：学校在1977年的首届高考升学率排名第一 (?)。这一切，让学校在合肥地区名声鹊起。请别忘记，如果没有头脑开明的前任学校领导，没有徐畅愉先生，没有我提到和未能提到的尽心尽力的众多老师们，我们学校就不可能保持着良好状态，也就更不可能赢得如此的良好声誉。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在那荒谬年代，保持着基本的社会良知，为了职业的荣誉，为了他们的学生和我们的民族，辛勤工作，甚至甘冒风险。

     我已人到中年。我的老师们想必已退休离开了教学岗位。

我希望，他们不会被下一代人所遗忘。

衷心祝愿我的老师们：健康长寿、晚年幸福。

注：

1.   我并非认为毛泽东的 “教育革命”一无是处。他希望将教学模式由被动的“填鸭式”变为主动的“启发式”。前者作为我们的传统方式已大行其道数千年。他倡导教学应培养学生具有独立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我相信，时至今日，这仍是我们整个国家教育体系的伟大目标。中国的教育者们应为此而努力。

2.   马振扶公社中学事件中，一位女孩因受老师强迫学习英语而自杀。我个人为这孩子感到难过。她如此轻易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事件本身是一出悲剧。学校、家长和孩子本身都有问题。即使今天，整个社会应该注意并防止同样的悲剧再次发生。但在当时，江青利用此事，反对在中学里教授外语。现在的年轻人或许不知道  江青是何许人也。简单说，她是毛泽东的妻子，给我们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人。

3.   据说儿童和少年人有惊人的记忆力。我惊奇地发现，我依然对在校某些往事记忆犹新。很遗憾，对未给我经常授课的许多老师的姓名，我却记得不太准确。作为一名学生，一个孩子，我对学校的管理细节等并不了解。我对文中的纰漏表示歉意，欢迎任何的评论、讨论和指正。我希望能读到更多的不同角度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