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在合肥八中短暂的日子

——贺合肥八中50周年校庆

杨远芳

我是1985年暑假从上海支内来到第二故乡安徽合肥的，被分配到合肥八中教数学，至1962年11月因离职进修而离开，我在八中工作的时间，虽然仅仅只有4年多，但八中在我脑海中的印象却是终生不忘的。八中是我在肥工作的第一所学校，也是我经受锻炼，进一步成长和开始立业的地方。我把八中的老领导、老同事和老同学视为终生的良师益友，承蒙他们对我也很看重，把我当作可结交的好朋友，因此彼此至今还有所往来。就拿同学说吧，1961年毕业的田素仙同学虽然远在沈阳工作，但每次回肥探亲，都少不了来看望我。1962年毕业的朱本章同学最近由西安交大赴黄山开会，也特地在肥作短暂停留，为的是和我见见面。

我在八中工作期间，是八中继续创业并得到相当发展与提高的时期。听领导和老同事介绍，八中是1956年借腹产的，当时叫六初中，只有初一5个班，教室是借用初一中即现三中的，后又搬到金寨路小学即现四十六中，落户现址才不久。我在八中时，学校只有一座两层共18个教室的“山”字形教学楼和一座作宿舍用的两层旧式小木楼，其余全是平房，有的还是草房，而且横七竖八，排列很整齐。操场被学校大门通向教学大楼的道路分成东西两部分。东西操场靠近教学大楼南面路边和教学大楼西头墙外各有一口水井。这两口井是住校教职工和家属洗衣洗菜及打扫卫生等生活用水的主要水源。教学大楼东头与教研组、单身男教职工宿舍、图书馆、仪器室之间有一个方形小院子，四周栽着矮冬青，中是是“十”字形路。令人较为注目的是，院子西南角靠教学大楼处有一棵高大的广玉兰树，课外活动时，常有一些班主任在大树下开班干会。互为邻居的理化生教研组和艺体教研组门前并排长着的有碗口粗的“夫妻”银杏树中的“妻子”，差不多每年都结很多果实。

1958年署假，在“大跃进”的口号下，八中在初二、初三共11个班的规模上，一下就招收了10个班的初一新生。那时学生的年龄很是参差不齐。为摸索和积累办学经验，学校试着将初一新生实行按年龄编班，并且还试办了一个女子班。办女子班，在八中50年校史上是唯一的，据我所知，在合肥市至今也是唯一的。女子班的首任班主任是当时校长室和党支部的秘书陈秀英同志，由一位女课任老师协肋做具体工作。1959年署假，我被分配担任女子班的班主任，直至1961年暑假她们毕业。

人们常说女人堆里是非多。把几十个女孩子集中编在一个班里，叽叽喳喳的，能搞得好吗？由于我的年龄与她们相差无几，年龄和心理特征比较接近，这给工作提供了一些客观有利条件。那时学校要求学生到校早读，语文、外语教师要轮流下班辅导，因此学生上午上学的时间相当早。班上有个同学经常迟到耽误了早读。我通过家访了解到，这个同学是和身体不好的奶奶住在一起，她每天早上要自已动手起煤炉烧早饭吃。我了解到这种特殊情况后，就争取早上起早点，到她家帮助起煤炉烧早饭，使这个同学和家长很受感动。在家长的支持下，这个同学基本改变了早读经常迟到的现象。后来她的一双儿女也先后成了我的得意门生。在校党支部，校长室的正确领导与具体指导下，经过深入细致的工作，经过全班任课老师和同学的共同努力，使女子班办成了一个团结、互助、守纪、向上的先进集体，受到了团市委的表彰，并奖给了一面锦旗。市委机关报——《合肥日报》（即现在的《合肥晚报》）以“红旗班”为题，于1961年3月1日进行了长篇报道。

转眼40多年过去了，时过境迁，不仅我已变老，而且我在八中所教过的同学当时那张张满带稚气的脸，如今也都渐渐爬上了丝丝皱纹，由爱说爱笑爱蹦爱跳的少男少女变成了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走进八中校园，除看到比当时更粗大繁茂的两棵银杏树中的一棵仍旧傲然挺立在那里证明着学校巨大变化外，其余均已寻不到踪影。

人变老，校变新。但40多年前八中的那些诸多往事还不时在我的脑际频频呈现。在业务上对我一对一进行传帮带的数学老教研组长张检予老师虽已过世多年，但他对我的具体指导与巨大帮助，我至今仍铭记在心。红小鬼出身的王远述校长和校党支部委员陈秀英秘书等老领导在政治思想上对我的关怀与教育帮助，还有，时常给因工作不能按时到食堂就餐的我留饭留菜的蔡阿姨等许多老同事，在生活上对我的关心和照顾，我都终生忘不了的。前不久，我和八中的元老之一的吴天华老师再次一道去看望徐修弘校长时，在互相问候之后，大家都自然和兴趣盎然地把话题转到谈论八中的过去和现在，言词和语气都充分流露出对八中的深厚感情。

我在八中工作期间，正值我国经济处在三年困难和随之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从而开始恢复的时期。那时，人们常吃不饱肚子，有时要靠吃胡萝卜和牛皮菜充饥以至有位老师把那时出生的儿子戏称为“胡萝卜儿子”。尽管如此，师生们仍坚持着正常的教学秩序。全体教职工都自觉坚守工作岗位，一如既往地保持着八中从创办初期就树立起并不断加以发扬的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的优良传统和工作作风。同学们除白天坚持到校正常上课，有许多晚上还坚持到校上晚自习，有时甚至点着蜡烛或煤油灯坚持上晚自习。为了帮助教职工度过生活难关，学校把一部分操场划分给教职工开垦种粮种菜。我们女子班同学很会开动脑筋，还在自己教室外窗下的空地上种了许多向日葵，结果收获了两大簸箕，送到食堂蔡阿姨那里，准备开联欢会时享用。那知却请子老鼠的客，不几天，被老鼠抢先“享用”光了

那时，人们的物质生活虽然非常艰苦，但同学们爱说好动的天性却丝毫没有改变，连一贯大都表现文静的女生也不例外。记得有天课间操因下雨不做了，我走到我们女子班教室附近，只听得教室里有歌声，有有节奏的敲击课桌椅的“冬冬”声，推开教室门一看，还见一个同学把笤帚举在口边，嘴里发出“呜呜”的吹喇叭声，另一个同学拿着一只撮簸当锣敲，象是开音乐会。同学们见我进来，开始有些紧张，不声不响地纷纷回到位上。我走上讲台，说了声同学们要注意爱护公物后，就一面嘴里喊着“请同学跟我这样做”一面把双手平举起来做空抓拳动作，接着又两手上举做同样的动作，然后再左右转动身体，前后弯弯腰部。坐在位上准备挨训的同学全都站了起来，面带微笑整齐地跟我做着上述徒手游戏。

我在八中工作期间，又值教育战线开始狠抓“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时期，老师除了课堂教学，每学期都要带学生到凌云老师负责的校织袜厂和农村参加劳动。记得1960年上半年，根据市里的统一布置，我们八中师生被安排到肥东八斗岭参加夏收夏种，下半年，我们又自带行李被子乘船经南淝河，横渡巢湖到巢县穆集去帮助收割晚稻。在农村，师生们都集体睡地铺，自己开伙烧饭做菜。客观地说，到农村参加劳动，虽然使同学们吃了不少苦，但也确实使他们得到了一定锻炼。现在回味起来，倒也别有一番情趣。

我常常想，在我国现代史上，如果说是长征中的遵义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那么十年浩劫后就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的改革开放挽救了我国经济和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使我国经济和各项事业大振兴，大发展，使人民生活大改善，大提高。改革开放给教育事业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如今，八中是旧貌换新颜，并已成了合肥市的一所名校。和其他许多八中的校友一样，每当看到和听到来自八中的好消息，我往往会不禁地产生一种自豪感。这大概是对八中有一种割不断的情感吧。祝愿八中腾飞、腾飞、再腾飞。祝愿八中健在的老领导，老同事和老同学健康、健康、更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