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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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 月 有 痕 左健

    发布人:superadmin     发布部门:     发布时间:2006-09-05 11:38:23      点击率:3015 【打印文章】

           岁     

                  —— 忆在合肥八中的日子

                 1963届毕业生   

    我与合肥八中关系颇深,曾是八中的学生,1960 1963年在那里读初中;我也是八中的子弟,家父左寅宣1958年~1965年在八中任教;家兄左愉高我一级,1959年~1962年也在八中读书;我家住八中到1966年。在八中我完成少年到青年的转化,由天真懵懂而初明事理。离开八中,我便置身于文化大革命,走进湍急的人生涌流;八中是我羽翼未满时的雏巢,新帆未航时的船坞。四十多年过去了,老师的舐犊之情尚温润在心,同学间的手足之谊亦时泛在胸,但记忆已相当遥远,印象已几分模糊,如月空下的景物,飘渺如烟,朦胧如幻。

    今年是合肥八中五十年校庆,是回顾往昔的时刻。情愫激起远逝流水的浪花,思忆拨动久寂琴瑟的鸣响。我摘取脑海记忆中几片闪烁亮斑,合成一串,与昔日学友同忆,与今日学弟学妹们共读。

                        

    八中刚兴办时仅有初中,设班不过二十,教师才过半百;教师中有的已是学生祖父年龄,有的比学生大不了几岁。因初中课程门类多,教师也不是三年跟班走,所以代过我们班课的老师不少:班主任为赵若荣(地理)、胡秀云(政治)、王德明(化学),语老师吴江、周亮荪,数学老师陈华然、周远鑫、俄语老师钱让志、韩芳、程荣槐,物理老师吴志成,政治老师孔繁志,音老师俞明明,体育老师江传立,美术老师程中文。

    当时物质极度匮乏,政治上“左”的思潮盛行,老师们很是清苦压抑;但他们恪尽职守,呕心沥血,白笔一支绘出满园桃李,讲台三尺奠牢栋梁基石。

    周亮荪老师是合肥一中前身庐州中学堂首批学生入学考试第一名,与杨振宁父亲杨武之先生同过学,是近代教育的践行者。教我们初二语文时年过六十。老人步伐稳健,声音响亮。端着教本,迈着方步,从讲台一端踱到另一端,模仿伏契克,诵读着他的名篇《七六四号牢房》“从窗户到门口七步,从门口到窗户也是七步……”,真叫坐在下面的我们不知讲台上是文章的授者,还是文章的作者。批改作文时,老师对连篇的错别字逐一划出,画上框格待学生将正字填上。他在学生中的印象更似是慈祥的祖父,任何调皮的学生听他课都会安宁许多,校园里狂奔乱跑的学生见到他立刻停步鞠躬。1988年我在国外工作,看到国内邮来的《光明日报》专篇介绍老师一家,称之谓“教育世家”。我知道老师之子周紹书曾任一中老师、教导主任、校长,之媳万玉瑾也当过八中老师,其孙是我高中学友、现在一中任教,孙媳也是教师。在万里之遥的国外,读着介绍二十五年前老师的文章,备感亲切温馨。

    韩芳老师初二时教我们俄语,当时不过四十岁;身体不是太好,特别是嗓子,发音困难,有时几乎失声。这给一位老师带来的痛苦可想而之。除病痛外,她还受到一些不公正对待,个别学生也表露出对她的不尊重,但老师淡然处之。现在回想起来,这里面除尽教师职责之外,还有一位母亲对无知孩子的宽容。

    周远鑫老师是我们初二、初三数学老师,那时他刚从师范院校毕业,很是年轻。我是数学课代表,与他接触多些,知道他教学压力很大。为了走好教师的起步,他把一切可利用时间花在听课、找资料、备课、辅导上,每天宿舍的灯熄得很迟很迟。上课时眼里常布满红丝,喉咙多有几分沙哑。学生们从没有感到他是位刚上讲台新手,很快老师便成了数学教坛的新星。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为教师下的定义,多少代流传至今,多少位老师终生恪守。时光无情,昔日老师多已逝去,昔日学生今已白首,但学生对老师的思未断、念未了,这是绿叶对根的思念,长水对山的思念。师德厚重,师恩深宏,师诲不忘,师情难报。

                            

    八中前身是南油坊巷小学,校园自然不大;除一幢山字形二层清水红墙教学楼是新盖的外,其余都是一层老房子,很普通,不起眼。在这些矮小的旧房之间,却长着几棵大树,醒目显眼。

    教学楼北面三合院有棵腊梅树,不知长了多少年。只见它树皮如鳞,枝干如龙,每年大多时光蛰伏院落隅角,无声无息;直到春寒料峭,万木凋零,才见它抖落雪霜,花苞初现;只一夜忽见花蕊绽放,托彩喷香,蔑迎风寒,笑傲天地;枝一摆赢得过客回眸无数,花一颤惊得观者屏气长久。平常寻不见,偶尔露峥嵘;此时的她浓妆淡抹,风姿绰约,却“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

    教学楼东面偏南有株广玉兰,树干高大,枝茂叶盛,华盖如云,遮天蔽地,十余米见方。它叶大过掌,坚挺如剑;正面绿浓色重,凃油抹腊,光滑鲜亮;背面微呈棕色,叶脉清晰,毫无粉饰,朴实无华。广玉兰树花苞有合掌大小,绽开时花白如雪,瓣厚如毡;一眼望去,如数百只白鸽栖落枝头,张翅扬风,一片欢腾。

    教学楼东北角六、七米见方的地方长着两棵高大挺直的银杏树,之间靠得非常近,不过两三米,枝攀叶错,交相映衬。我原只知这是两棵白果树,有一年树上挂果时,我在树下仰头观望,心里纳闷,这结的果子为什么有点象杏子而见不到白果的硬壳呢?一位老师走过来,看我专神瞧着树便问:“两棵树都结果子了吗?”听这一问,我再仔细一瞧,真还不一样:一棵果实累累,另一棵没见到多少。老师笑着说:银杏树分公母,公树不结果,母树结果;而且只有公母两棵靠得非常近,果子才结得多、结得好。听到这儿我既好奇又生纳闷,植物课也讲过银杏树,只说它生存年代久远,是“活化石”,可为什么没说这个呢?八中每年都派人搜集落果,沤掉外皮洗净,分给教工一些。以后当我知道因银杏树生长缓慢,爷爷种树孙子得果而又俗称爷孙树时,不由得想起八中这两棵银杏树,觉得称银杏树为情侣树、夫妻树也很妥贴。看不出想不到银杏树竟代表了如此久远的历史,集中了如此崇高美好的情感,难怪当年吃着略带清凉淡苦的白果仁时,心里总有一丝温暖甜意。

                        

    教学楼西侧窗下和南侧邻近球场处各有一口古水井,井口四周用片青石铺成井台,一丈见方;井口直径约二尺,用整块圆墩石凿成,高有尺半;井口内壁上布有被提水绳索勒磨成的近二十条槽口,每条相距二寸许;槽宽槽深略有不同,浅的近一寸,深的逾两寸;摸着滑润如玉的绳槽,想到多少年、多少人、多少桶提水、多少条绳索才能致此,顿时感到这就是历史,人类的文明史,畏敬之意油然而生。脸贴到井口,见井壁用砖砌成,上面布满青苔;井水很浅,距井口很近,似乎伸手可及;水面如镜,只是略有波动,将我探头观井的倒影微微抖动。井台上常备只水桶,下课时学生口渴,拎上一桶,扒在桶边张口就喝;打球满头大汗,拎上一桶,拧个毛巾擦臂洗脸。平时放学后,井台上洗菜淘米的人接踵而来,节假日洗衣被的棒槌声连绵不绝。夏日买个西瓜,用桶吊浸在井里,傍晚拿回家切开,平添许多清凉甜蜜,赢得一夜舒适惬意。现古井已不复存在,清澈的地下水也不复存在;西瓜放进冰箱,棒槌成招徕顾客的饰物挂在墙上。只有记忆中的那深深的绳槽在向人们发问:人世间几多变幻都奈何我不得,我越磨越深、越磨越坚,为什么到你们这一代就把我给毁了呢?

                      

    进八中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 “大办农业”运动正在推行。拿到录取通知书没多久,因为家在八中,七月底的一天班主任赵老师找到我,交给一份班级同学名单及家庭地址,要我通知他们八月五日全部到校赴农村劳动。我一听就傻了,不是九月一日才开学吗,怎么就提前这么多天呢?另外这些新同学几乎都不认识,即便认识人也不认识他们家呀!家庭住址倒是详细,可我只认得去小学的那条路,其余的路都不清楚。傻归傻,事情总归要办;第二天便按名单一家一家去找。路在嘴边、不停地问,看门牌号码、不停地找,好在那年月家家都住平房,都有院落,彼此都熟悉,不出三人,准可以问到。南傍屯溪路,北过安庆路,东及徽州路,西到二里街,三天走遍,五十多家一一寻到,五十多同学一一通知。八月五日同学到校,揹起行包,排队出发。越过南五里墩、七里站、到了十三里姚公庙;一路长奔,同学们都累坏了。我们班住进路西一间牛棚里;牛棚南、北、西三面有土坯墙,东面敞开;把稻草摊在地上,铺开背包,头西脚东睡下。闻着牛粪的气味,受着蚊虫的骚扰,望着夏夜的星空和路东不远处无线电发射塔闪烁的飞行警示灯,我的初中生活就这样开始了。已经记不清白天做些什么,只是过了三天,任务有变化:我们班回校参加建校劳动。这下吃住家中,每天到校拣拣碎砖破瓦,铲拔杂草,打扫卫生,搬运垃圾,很快就到了开学的日子。可上课没多久,国庆节刚过,便接到通知:到农村搞“三秋”劳动一个月。十月十五日晚上,全校师生又揹起行包整队出发,到达巢湖路码头,已是深夜。只见十几条大木船正在恭候,两个班一条船,男女分舱。我们在船工帮扶下,刚走过狭长跳板踏上船,就被引进盖着厚厚油布漆黑的船舱,拥挤着坐下,一摸船底船帮尽是湿碌碌的砂粒,这船是刚刚卸下黄砂。听着甲板上船工忙乱的脚步声、紧张的吆喝声,船编队碰击声响成一片;安宁片刻,一声鸣笛开船了。船舱里静寂无声,一盏马灯吊悬着散出暗淡的光;同学们失去往日的燥动,默默听着河水拍打船帮的响声,心中揣问船向何方?不知行了多久行了多远,我要小解走上甲板,面朝外站在船舷旁,两位船工紧紧拉着我的裤腰。只见夜色中船队疾驰,两岸黑沉沉,房子树木连连退去。天亮再探头一望,天苍苍水茫茫,四周见不到岸,我明白这是巢湖。我们还要走多久,到什么地方,无人知晓。中午时分船队又驶入一条河道,傍晚才下船。上岸后走过一道水闸,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水利设施;上面写着两字:“沐集”,我无法确定此时究竟身处何方,唯有把这个地名牢记。若干年后我才知道,一天一夜之间我们由巢湖西北的合肥来到了当时归大合肥管辖的巢湖南岸庐江县盛桥区。第二次来到农村,住的是大队部,睡的仍是稻草铺地。何谓“三秋”?就是对农作物进行秋收、秋种、秋管;可第二天到田头一看,几乎没见到什么庄稼;更奇怪的是无论田间村内,见不到几个农民,只是每天晚上隔壁食堂里总有几个人在忙乎。我们每天到田里不知去干什么,确实也没什么可干,就是玩玩歇歇。同学从未离家这么远这么久,思家心切,焦燥一天胜过一天,一直熬到十一月十四日。晚上吃了一顿饱饭,夜里步行出发;几十里路把同学走得个个身上冒汗,腿上发软,脚上起泡;但归心似箭,无一人掉队,天亮时到达巢湖南岸巢县槐林镇。接我们的是一条客船,因水位过浅无法靠岸,只好抛锚在两百米远的深水处等候。先安排女同学坐小划子摆渡上船;人多划子行得慢,徐修弘校长跳进湖水揹纤加速;同学们急切的心情怎能按捺,男同学和年轻老师个个脱下鞋袜长裤趟水登船,水深及裆;时已初冬,水冷浸骨,可大家全然不顾,你追我赶,水面上扬起一片欢呼,向校长致敬,为归家雀跃。开船后阳光灿灿,温暖了同学们冰凉的双腿,晒干了打湿的衣衫。中午船靠巢县码头,安排在巢县一中吃饭休息;夜里登上回合肥的火车,大家毫无倦意。天蒙蒙亮,车停合肥。一出站口,胜利路上还无行人和车辆,只见我们个个健步如飞,好象开闸泄洪,一路狂奔回家。

    之后每学期我们都要到农村劳动一两个星期,割稻收麦,翻地栽秧,挖山芋种箩卜,睡地铺吃大锅饭;咸菜难以入口,粪臭令人窒息,手脚不时受点伤出点血,皮肤总是过敏起水泡。虽然年小尚不能懂得农村,体弱干不了什么农活,但就是从那时起对农业、农村、农民有了最初的认识,为几年后以知青身份落户农村作了不可缺少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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