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八中的一九七八年

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 沈怡芳

 

1978年，那一年，我们七八届高中同学都是十八岁上下的年龄。这是人的一生中最美好的年龄；也是我们国家在经历“文革”之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时刻，祖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我们这拨含苞欲放的花蕾，恰好在这股和煦春风的抚慰和温润中得以盛开。

难忘1975年春天，我们这届同学在初三时分别从合肥各小学（当时谓小学戴帽子：在小学上了初一、初二）转到八中，当年是三个班，这三个班的班主任分别是郑亦君老师、彭道荣老师和我们的班主任吴天华老师。到了高一，又转来七个班同学，因此，我们这一届高中生共计十个班，有的同学在八中度过三年多时光，有的同学只有两年多。我们依稀记得，虽然在当时大气候影响下，我们到工厂学工、下农村学农，还徒步野营拉练，但我们学校因学工学农搞得不是太如火如荼，被有关部门批评为走白专道路。（呵呵，上面的一些词汇，现在的孩子大概都听不太懂了。）也是在这短短的两三年里，我们与母校一起经历和见证了我们国家数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毛泽东主席先后去世、粉碎四人帮、恢复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人地位等等。

难忘1977年初春，我们到市府广场敲锣打鼓地欢送上一届同学上山下乡，同学们返途中笑说：明年就该是下一届同学送我们了。谁曾想，我们真是那个时代的幸运儿！不久传来了下半年将要恢复高考的喜讯；同时，春季班又改为秋季班了（即由春季开始新学年或毕业改回秋季）。这时，学校立即着手分文理班，各科老师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我们的老师风华卓越、才情不凡，却在文革漫长的十年中如虎落平阳，才华难以施展。终于，迎来冰雪消融、春回大地的好时光，他们积聚在心底里的巨大能量犹如地壳下炙热的熔岩喷薄而发。老师们一边抓紧将高二的课程上完；一边还要对以前的课程补缺补差。那时老师的待遇和所有知识分子一样，很清贫。但他们火热的教学激情却是前所未有的。当时，最大的困扰就是教材奇缺。文化大革命中把以前的教材和试卷都作为“四旧”、“毒草”付之一炬。大凡合肥市参加1977年、1978年或再后一两年高考的人们还记得，当时八中汇编的一本《数学复习教材》是许多人热切渴望得到的。这本习题集就是徐鸿逵老师为首，还有八中师资强大的数学教研组老师，依据珍藏多年的文革前历年高考试题和自己数学教案编集而成。由于当时物质过于匮乏、加之印刷技术落后，我们八中自己的同学也很难人手一册，只有数学竞赛获奖者才能有幸先得。这也可以立即招来同学、邻居和亲朋好友的借阅或手抄。

最难忘1978年正月初四，我们八中自恢复高考后的第一个理科重点班就开课啦！老师和我们哪里还过什么春节，放寒假，为迎接1978年7月21日、22日、23日文革后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而刻苦复习。我们这个班虽说是从全年级考试选拔出来的，共56名同学，但大家数理化水平也是参差不齐，毕竟我们在那样一个缺乏学习氛围和条件的年代里上的小学、初中和高中。所幸的是，我们八中的老师是最棒的！当时我们的班主任是凌慎老师；政治刘世民老师和慈惠民老师带过；语文老师赵军，还有刘文林老师；数学老师徐鸿逵先生；陈淑德老师教物理；张文学老师教化学。手中没有什么复习教材，但在我们老师头脑中、心海里有最好的教案和最有效的高考经验。凌老师接手这个班后，马上挨个同学家访，与家长沟通交流，让家长为我们创造学习条件和氛围，消除家长的一些顾虑。（也许文革浩劫太深，还有家长担心一味学习会不会培养成“修正主义苗子”呢。）在老师的帮助下，我们的各科成绩都有很大提高。特别是数学，在高考前夕的安徽省数学竞赛中，我们班有好几个同学胜出，为学校争了光。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年高考中，全班有50位同学榜上有名，当时可是“小震”了一下合肥城（参阅老照片78届（二班）1978、7、24）。这一年，普通班还有不少“黑马”跃出；文科班也是战绩斐然。还须补充的是，原先学校推荐全年级十名同学准备参加1977年底恢复高考的第一次考试（由各省自己组织出题的），终因历届报考生太多，教育主管部门即限制在校生参加这次考试人数，我们年级只有两位佼佼者有幸参加1977年的首次高考，并获得了令人生羡的好成绩：一位同学考取北大；还有一位同学考取合工大，于1978年3月入学。而我们则于1978年10月开始了终生难忘的大学生活。

回首1978年，心中充满了对母校、对老师的感激之情：我们何其平凡，却又多么幸运！在母校的摇篮里备受滋养与呵护，在老师的栽培下智慧与心灵同步成长。也因有了这段特别的经历作为人生起点的铺垫，让我们在以后的生命历程中，无论是坦途还是坎坷，都始终保有一份从容和自信。

在母校五十年华诞之际，想对母校和老师说的是：感谢所惠及我们的一切——知识、信念、进取心！（我所经历的老师，还有吴前杰老师、胡承钊老师、朱培庆老师、周远新老师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