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助平

2006年是我的母校合肥八中成立五十周年。说来也巧，今年也是我五十周岁。从1969年秋到1974年春天，我在八中学习了五年。自1974年春高中毕业后30多年，我跑过祖国许多地方，从事过多种职业，现在一家新闻单位做编辑。凡是认识熟知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乐天派，每天快乐地工作，快乐地生活，再大的难事、烦事，再苦、再累的工作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从不因为地位、名声和金钱而烦恼，也不因为车子和房子的好坏而痛苦。我们单位每年都会新进一些年轻同志，有的还是名牌大学的学生和研究生。认识我以后总会问同一个问题：你为什么能笑对生活，快乐地活着？你怎么有那么多高兴的事？而我总会重复地回答他们，因为我心中有一股温暖之泉。我在母校的五年，是我的老师和同学们以真诚和友谊抚慰、温暖了我受伤的心灵和伤残的身体，引导我树立正确的人生观，激励我面对任何困难艰险一往无前。

五十年，我们的国家和我的人生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我们这一代人的青少年成长时期正处于我们国家的大动荡阶段，每个人身上无不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生活似乎对我格外关照，幼年的一次意外自然灾害使我落下右手伤残，加上文革时期父亲因为家庭出身问题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而下放水家湖农场劳动改造。就这样，1969年秋，我带着个人的伤疼与家庭的变动走进了合肥八中。我们一大批在动荡中没有正规读过书的几百个毛头小孩开始了新的中学生活。

当时的合肥八中，只有一栋旧的二层小楼，几排平房和尘土飞扬的操场，我们这些喧闹顽皮的孩子们原先各自关在家里，现在一下集中于校园，如同圈着的羊一下放到山坡上，满校乱窜。由于学生多,教室不够，有的班只能在大树下上课。那时根本就没有书读，整天就背毛主席语录。当年物质生活极端贫乏，我们衣着简陋，早晨有的同学还吃不上饭，我们嘴上却背诵“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没有解放”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现在看来真是荒诞。

我在八中先后有三位老师当过我的班主任。第一位是吴天华老师，她是教生物的。因为当时教育要面向工农兵，生物课与农村农业生产关联大，能结合,显得较为重要。在当时环境是什么课也上不下去的。课堂上乱哄哄，打闹、唱样板戏，画革命漫画的干什么的都有。可是吴天华老师依然认真地在讲台上讲课，30多年过去了，吴老师讲的什么已经丝毫没有印象，但是她慈祥的面容、缓慢的语气平和的心境让我记忆犹新。

第二位班主任老师是沈锦章老师。他是体工队来的，精神焕发，一身帅气。他教体操、田径和球类。他上课时我们如同过节一样。在读书无用论的年代，我们青春过剩的精力有了释放之处。当年无意间练得的乒乓球，现在还是我主要的健身项目。

带我时间最长的班主任是万国君老师。她也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老师。她接手我们班时是初三年级。我们这个班是由几个班拆并而成的。记得学校操场的北面有棵玉兰树，我这个带着家庭和自身双重不幸的少年常常独自捡起白玉兰花十分敏感自卑。班上集中活动，学校里各项活动，同学们大都积极主动兴高采烈地参加，只有我经常独自呆在旁边，要不勉强地跟在同学们的后面。我敏感的心理与柔弱的身体很快引起万老师的注意，她观察一段时间后多次找我谈心交流，询问我的一切，包括我的家庭。在得知我实际情况后，她时时处处关心我，照顾我，她的关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问寒问暖，她的照顾更不是普通的照顾，可以说她对我的关心和照顾在许多地方连我的父母都没有做到。

在校五年间，每个学期都要参加大量地学工、学农活动。我们去铸锻厂敲铁钉；去丝绸厂缫丝；去种猪厂扫猪圈；去卫岗村挖鱼塘。这每项活对正处于发育成长时期而物质供应又严重缺乏的我们来说都是相当的考验，何况是带有伤残的我呢？每次劳动前，万老师都会根据大